王亥服牛始贸易

王亥服牛始贸易

在中国商业史的源流中，王亥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却长期被大众史观所忽略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远在商朝建立之前，属于先商时期，其最大功绩在于服牛——即驯服并利用牛来负重运输，并以此为基石，开创了早期、有组织的贸易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物资流通的效率，更为其部族——商族的崛起乃至后来商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与物质基础。

王亥是商族首领冥的儿子，甲骨文中多有记载，被商族人尊称为高祖亥，享有隆重的祭奠，这本身就证实他在商族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他所处的时代，大约在夏朝中后期，商族作为夏的一个方国，活动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旧较低，部落间的物资交换多以人力背负为主，范围有限，效率低下。

王亥的伟大创举，在于他成功地将野牛驯化，并练习其驮运货物。这一行为，史称“服牛”。《世本·作篇》明确记载：“亥作服牛”。这里的“服”，意为驯服、驾驭。与后世商祖相土“乘马”（发明马车）的功绩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商族在交通运输史上的两次革命。牛的力量远大于人，且耐力持久，能够负载更重、更多的物品，进行更长距离的迁徙和运输。

拥有了服牛这一强盛的运输工具后，王亥率领族人，驱赶着牛群，装载着商族特有的物产（据考证可能包括丝织品、陶器、粮食等），跨越部落界限，与远方的其他部落进行交换。他们将多余的物资运出去，换回本地稀缺的物品（如贝类、玉石、铜料等）。这种有组织、跨地域的物物交换，便是早期贸易的雏形。通过这种贸易，商族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和广阔的人脉网络，其名声与影响力随之远播。

关于王亥贸易活动的范围与影响，我们可以从后世文献和甲骨卜辞中窥见一斑。《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这段话揭示了一个要害信息：王亥曾带着他的“仆牛”（即驯服的牛）到达了“有易”部落（大约位于今河北易水流域）进行贸易活动。然而，这场远行最终以悲剧收场，王亥因故被有易氏首领绵臣所杀，牛群也被夺走。这一事件深刻地反映了早期长途贸易所伴随的高风险。

王亥虽死，但其开创的事业并未终结。他的儿子上甲微（甲骨文中称“上甲”）为报父仇，向河伯借兵，最终成功讨伐并灭亡了有易氏，夺回了牛群，并继续了父亲的贸易事业。从上甲微开始，商族进入了武力与商业并重、迅速崛起的时期。后世商王通过周祭制度，对上甲微予以极高规格的祭奠，正是因为他是为商族复兴和壮大承前启后的要害人物，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王亥的服牛与贸易。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王亥事迹在商族早期发展序列中的位置及其核心贡献，特整理下表：

人物世系关系主要功绩历史意义契商族始祖辅佐大禹治水，被舜封于商商族得以立族相土契之孙“乘马”，发明马车，扩展疆域提升军事与交通能力王亥冥之子“服牛”，开创长途贸易为商族积累巨大财富，奠定经济基础上甲微王亥之子为父，灭有易氏，继续并拓展贸易商族武力扩张与商业活动的结合，族势复兴

王亥的服牛之举，其意义远超驯养牲畜本身。它是一次生产力的飞跃，直接催生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当一部分人可以专门从事长途贩运时，手工业者便能更专注于提高生产技术，农夫则可以生产更多的剩余粮食。这种分工促进了各部落经济的互补与共同发展。

此外，贸易的繁荣必然伴随着计算、度量衡、契约精神乃至原始货币（如贝币）的萌芽与发展。商族后人以“商”为族名、国号，而“商人”、“商业”这些词汇最终成为从事买卖交易之人的代称，这绝非偶尔，其源头正可追溯至王亥所开创的这番事业。他不仅是商族的经济奠基人，更可以说是中华商业文明的鼻祖。

综上所述，王亥服牛始贸易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纯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主动、有组织的跨区域商品交换迈出了要害一步。王亥以其非凡的聪明和勇气，驯服了野牛，也由此为他的部族“驯服”了一条通往繁荣与强盛的康庄大道。他的故事，虽历经数千年，依然闪烁着早期中华先民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聪明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