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与佛教传入中国

汉朝与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传入中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而汉朝正是这一过程的起点。佛教的传入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从最初的模糊传闻，到经典的系统翻译，再到逐渐被中国社会所熟悉和接受的阶段。这一时期为中印两大古老文明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后世中国的哲学、艺术、文学乃至日常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于佛教传入汉朝的详细时间和途径，历史上并无绝对确切的定论，但主流观点和史料记载多指向两汉之际，即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其主要传入路线是经由闻名的丝绸之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建立了中原与中亚、西亚的官方联系通道。这条商贸之路不仅输送了丝绸、玉石等货物，也成为了思想与文化传播的桥梁。佛教思想正是跟随着商旅、使节，从印度西北部，经过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大夏）、安息（帕提亚帝国）等地，逐步向中国西域（今新疆地区）渗透，最终抵达汉朝的中原腹地。

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记载于《四十二章经序》等后世佛教文献中，即汉明帝感梦求法。据称，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于殿庭。翌日询问群臣，太史傅毅答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等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使者在大月氏国碰到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并迎请他们以白马驮载佛经和佛像，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返回都城洛阳。汉明帝为之建立僧院，即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此传说虽带有神话色彩，但它象征着佛教首次得到了汉代官方最高层的正式承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佛教传入的早期阶段，其传播范围有限，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少数地区流行。当时的人们经常将佛教与中原本土的黄老道术相提并论，认为佛陀是一位能够飞升变化的神仙，佛教教义则是一种新的祭奠方术。这种“佛道不分”的格义阶段，是外来宗教为了适应本土文化环境而必然经历的初期形态。

佛教在汉朝的传播与发展，离不开一个要害群体的贡献——西域来华僧侣。他们不仅是佛法的传播者，更是佛经的翻译家。早期的佛经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洛阳一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译经中央。以下表格列举了东汉时期几位重要的译经僧及其贡献：

僧人名来源地主要活动时期代表性译作贡献与特点安世高安息国东汉桓帝年间（约2世纪）《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首位系统译介小乘佛经（尤其是禅数学）的僧侣，译文偏重直译。支娄迦谶月氏国东汉桓、灵帝年间（约2世纪）《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首位将大乘般若类经典传入中国的译师，开创了大乘佛经翻译的先河。支曜月氏国东汉灵、献帝年间（约2世纪）《成具光明定意经》继续支谶的译风，继承传播大乘佛法。康孟详康居国东汉献帝年间（约2世纪末至3世纪初）《中本起经》、《修行本起经》其译文质量较高，语言流畅，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这些早期译经活动意义重大，它们不仅为中国的知识阶层提供了接触和理解佛教思想的文本基础，也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勃兴储备了理论资源。尤其是支娄迦谶所译的般若经典，为后世玄学与佛学的合流，以及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除了西域僧侣，中国本土的信奉者也逐渐出现。史料记载，东汉末年，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郡大兴佛事，他建造浮屠寺，寺中可容纳三千余人诵读佛经，并举行盛大的浴佛仪式，设酒饭招待沿途民众和信徒。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记载的民间大规模佛教活动，表明佛教已经开始从宫廷走向社会，拥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然而，佛教在汉朝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种外来意识形态，它不可避免地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本土的道教发生碰撞。儒家士大夫多从纲常和华夏正统的角度排斥佛教，批评其出家制度有违孝道，其神异之说荒诞不经。例如，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就以问答的形式，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佛教的种种质疑，并试图为之辩护，这本身就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生动体现。

综上所述，汉朝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肇始期和奠基期。通过丝绸之路的媒介，佛教以官方使节迎请和民间商旅传播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土。从汉明帝感梦的象征性开端，到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西域高僧的系统译经，再到白马寺的建立和笮融举办的民间法会，佛教在汉朝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神秘方术到系统哲学的初步转型。尽管其影响力在汉代远未达到后世那般深远，但它成功地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最初的根系，为其在接下来动荡而思想活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全面繁荣，做好了至关重要的预备。汉朝与佛教的相遇，开启了一场持续两千年的文化融合与思想对话，深刻地重塑了中华文明的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