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儒学兴盛与士人崛起
汉朝的儒学兴盛与士人崛起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汉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要害时代，其中儒学的兴盛与士人阶层的崛起，无疑是塑造此后两千年中华文明特质的两大核心力量。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从政治打压到官方独尊，从思想流派之一到意识形态核心的深刻转变，并最终促成了一个以儒家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官僚体系的形成，对中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秩序与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从秦火灰烬到汉初复苏：儒学的早期命运
秦朝奉行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治国，并于公元前213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焚书坑儒”事件，儒学遭受重创，典籍被毁，儒生遭殃。汉朝建立之初，社会经济凋敝，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在这一时期，儒学虽未成为主流，但其火种并未熄灭。以叔孙通为代表的一批儒生，敏锐地捕获到新政权对礼仪制度的需求。他为汉高祖刘邦制定了朝廷礼仪，使原本喧哗无序的朝会变得秩序井然，让刘邦由衷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一事件表明，儒学在构家权威和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为其后来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至汉武帝时期，国家的实力与中心集权的需求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老思想已无法满意积极有为的政治抱负。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诏举贤良方正，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向即将开始。在这次对策中，儒生董仲舒脱颖而出，他上呈了闻名的《天人三策》。在其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皇帝是“天子”，其行为受到天的监视。同时，他极力主张思想统一，提出了那句影响深远的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并非完全禁绝其他学派，而是将儒学提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和选拔官吏的标准，其他学说则退居次要地位。这一政策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得以巩固：
措施内容影响设立五经博士为《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设立专门的学官（博士），负责教授弟子和参政议政。确立了儒学的官学地位，使经学研究和传承制度化。创建太学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立太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博士弟子员（太学生）毕业后经考核可出任官职。开辟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官办教育体系，成为培养士人的摇篮。推行察举制规定地方官员须按“孝廉”、“贤良方正”等儒家标准向中心举荐人才。将儒家道德品行与仕途晋升直接挂钩，引导社会风尚。这些制度共同构建了一个以儒学为纽带，连接教育、选举与任官的稳固通道，为士人阶层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三、士人阶层的形成与政治参与
“士”在先秦时期主要指低级贵族和具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到了汉代，在“独尊儒术”和察举制、太学等制度的推动下，士人逐渐演变成一个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业，以出任朝廷官员为人生目标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再是战国时期奔走于列国的游士，而是被纳入帝国官僚体系内的“士大夫”。
士人的来源日益广泛，不仅限于贵族子弟，地方上的殷实之家只要潜心向学，也有机会通过察举或进入太学而步入仕途。这使得社会阶层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流动性，“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士人阶层在政治上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们是政策的执行者、皇帝的顾问、经典的阐释者，同时也是社会道德的标杆。西汉中后期，如公孙弘以布衣封侯拜相，极大地激励了天下读书人；而儿宽等名臣以其学识和政绩，展现了儒生官员的才能。
至东汉时期，士人阶层的力量更为壮大，其政治影响力也达到顶峰。他们通过察举、征辟相互提携，形成了庞大的门生故吏网络，一些家族累世公卿，如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成为后世门阀士族的雏形。士人不仅处理日常政务，更以儒家理想干预政治，形成了强盛的“清议”风气，品评人物，议论朝政，对宦官、外戚专权发起猛烈抨击，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这场政治迫害虽然重创了士人集团，却也彰显了他们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和道德良心的存在。
四、经学发展与士人的文化权威
儒学的兴盛直接表现为经学的繁荣。汉代儒生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注释和阐释工作，形成了两大主要学派：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以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注意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与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结合紧密，旨在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古文经学则声称发现了先秦古文字书写的经书，注意文字训诂和历史考据，学风相对朴实。两派的争论贯穿汉朝，刺激了学术的深化。
无论是哪一派，精通经学都成为士人获取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的要害。闻名的经学大师如董仲舒、郑玄等，门下弟子成千上万，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经学不仅是学问，更是一套解释世界、规范社会的完整体系，涵盖了政治、、法律、教育等方方面面。士人通过垄断经学的解释权，确立了自身在文化上的绝对权威，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者和传承者。
结语
汉朝儒学的兴盛与士人的崛起，是一个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历史进程。儒学为士人提供了进入权力中央的意识形态护照和道德理想，而士人则通过其政治实践和文化创造，将儒家的价值观念深刻地植入国家肌体与社会生活之中。这一结合，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文人治国”的基本模式，塑造了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规范，并构建了一个相对开放、以学识而非完全由血统决定地位的社会流动渠道。其影响深远，直至帝制时代的终结，余韵至今犹存。